迷失在人脸的海洋
2013-11-20 21:05:17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与其他脸盲症患者一样，赫德斯抱怨说自己很难跟上电影或电视节目的剧情。最近他看了电影《爱》，由于剧中人物较少，观看并不困难。但坐回到沙发上他最喜欢的位置、观看詹姆斯.卡麦隆的《阿凡达》时，影片才开演两分钟，他就因为一名演员变形为一个卡通人物而困惑不已。
雅各布.赫德斯躺在沙发上，看老剧重播。今天轮到他的室友桑尼.辛格做晚饭，他们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弥漫着印度食物的香味。
辛格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忙活，赫德斯说起最近参加的派对。“纽约市立大学J校区的派对最糟糕了，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他说。
接着，他大笑着转过头来看辛格。“兄弟，我觉得我在大街上一定能认出你。”
辛格用手指捋了捋长胡子。“是啊，头巾让人难以忘记，哈？当然了，锡克教节游行日除外（教徒在这一天都要戴头巾）。”
这时有人敲门，辛格开门，一名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你好，”她说。
赫德斯假装没注意到，将身子更深地蜷缩到沙发里，眼睛盯着电视。她丝毫不受影响，走进厨房，和辛格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
赫德斯的其他室友走出来，一一拥抱了女子。“我觉得我应该是认识她的，”她一离开，赫德斯就小声地说。“但我压根没认出她是谁。”
面容失认症（或称“脸盲症”）从赫德斯儿时起就一直困扰着他。患这种疾病的人无力认出本应熟悉的面孔。一些患者的障碍仅影响到面部的识别；另一些人的识别困难则延伸到其他物品，如汽车和动物。
虽然所有人都可能存在识别面孔和名字的困难，脸盲症患者甚至可能认不出自己的父母和亲戚。他们依靠头发的颜色、走路的姿态、语音语调等非面部信息来识别人。
脸盲症患者经常抱怨跟不上电影或电视节目，因为他们无法区分人物，并将剧情继续下去。
许多人说，在面部分析的其他方面存在问题：难以判断年龄或性别、识别情绪表达，或者确定一个人的目光方向。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有方向识别的困难，因为他们的方向感受到损伤。
虽然研究人员已经在寻求治疗方法，目前仍尚未发现任何疗法有持久改善作用。
“尽管暂时有效，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加尔加.查特吉博士说，目前他正在哈佛大学进行脸盲症研究。
在全球医学文献中，记录在案的脸盲症病例只有大约100例。然而，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和伦敦大学脸盲症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都在质疑这个病是否真的那么罕见。 “全球2.5%的人有这种障碍，也就是说，每50个人中就有一名脸盲症患者。如此看来，这种病一点都不罕见，”查特吉说。

2004年，德国人类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举行了脸盲症筛选问卷调查，576名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中，结果发现近2%的人有这种症状。2006年，脸盲症中心的科学家也报道说，经过对1600个人的测试，发现2%的人可能患有脸盲症。
2007年，格伦.阿尔佩林从亚特兰大飞往波士顿。“当时我正在看报纸，一名男子向我走过来，和我握手。接着又走向过道和所有乘客握手，”阿尔佩林回忆道。
“等他走得够远之后我转过头，问旁边的男士那人是谁。那个人惊恐地看着我说,‘那是吉米.卡特！’”
阿尔佩林头戴钓鱼帽，身着超大的绿色外套。他刚刚结束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日间治疗中心的会议。
他进入地铁站，细想该乘坐哪辆列车到布鲁克莱恩，去辅导当天的第一个学生。
“只在有人跟我说话时我才会看他，”自幼患有脸盲症的阿尔佩林说。他打了个非常有趣的比方：“大多数人用他们的大脑拍照、存储、然后冲洗出来，而我则是拍照后，立即把胶卷扔进垃圾箱。”
他母亲佩吉回忆当初发现阿尔佩林患有脸盲症的时刻。她说，“我记得我们去到某地，我的大儿子说，格伦很难将兄弟们区分开来。”然后她做了一些调查，后来医生确诊阿尔佩林确实患有脸盲症。
确诊后，佩吉竭尽全力帮助阿尔佩林。她给屋里每个角落都安了报警器，如果有记者到儿子学校采访，她不允许将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她经常担心，人们可能利用儿子的病情对他使坏。
“现在我不再说什么了，因为他已经完全成年，但是他去教学生，甚至会走进陌生人的房子。上帝保佑他千万别出什么事儿，万一有什么不测，他连害他的人都认不出，”她说。“我是个园艺师，直到现在63岁了，才允许别人欣赏我的作品。格伦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很担心他的安全，所以从不将自己的作品展示给任何人。”
研究人员说脸盲症的表现并不一致，这意味着每个患者的症状都有所不同。“每位脸盲症患者的病情描述都是不一样的，”查特吉说道。
大多数患者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他们可能会仔细注意别人穿的衣服，让亲戚们总是佩戴明显标志物，或者学习如何发起对话、保持沟通，从而弄明白自己在跟谁说话。但是这些策略并非完全奏效。
阿尔佩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就经常对他进行测试，希望借此使他的思维更敏锐。“我母亲不断改变发型，这使我很沮丧，因为我认不出她来，”他说，“但现在我们俩都老了，她知道我的病不可能真正治愈，她只是在后颈处盘个发髻，用挑染的头发绕发髻一圈，这样我就能认出她了。”
阿尔佩林和两个哥哥一起在波士顿北岸长大，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但因哥哥们特征相似，都有火红的头发，要区分出来仍有困难。但是，家人们给了他很大支持。他一边说，一边轻快地穿过布鲁克莱恩小镇。
“在他的婚礼上我会告诉他，我要把‘妻子’这个词绣在新娘的衣服上，这样他就不会吻错女孩了，”佩吉笑着回忆道。“我必须为他做好准备，来克服这种病带来的不便，我希望他对此也能一笑而过。”
格伦的父亲寡言少语，在他16岁时就去世了。“他从未提过我的病，”他说，“只是后来我才知道他曾担心我会忘记他，但我永远不会忘。”
如果将脸盲症的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划分为十个等级的话，阿尔佩林认为自己属于第九级。他发现，甚至连认识镜子中的自己都有困难。“我不喜欢花时间去看自己现在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不在乎，”他说。34岁的他又高又瘦，留着长长的红色胡须，他经常把玩它。
“我简直要疯掉了，”他母亲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试图劝说他刮掉胡子。“但生气归生气，我觉得留长胡子是他能认出自己的唯一方式。他的协调能力不是很好，所以剃胡须肯定会自找麻烦。”
一个人看起来越是与众不同，阿尔佩林越容易被他或她所吸引。
“相比混在人群中的人，我更容易认出身着奇装异服或有不同发色的人，”他说，“我愿意相信，我是被人们的个性所吸引，外表吸引不了我。”
虽然有些脸盲症患者觉得自己是“社交白痴”，阿尔佩林却尽力让自己外向一些。他停下来，在布鲁克莱恩的老唐甜甜圈店（他是这里的常客）订了一份肉桂卷和草莓味牛奶。“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们，”他开玩笑说。当收银员问他还想要别的什么时，他笑着说，“是的，一百万美元就挺好，谢谢你。”脸盲症最令人沮丧的后果是使患者渐渐进入孤立状态，他正在与此作斗争。
穿过布鲁克莱恩居民区时，阿尔佩林按照从南希.米迪科《了解面部识别困难儿童》中所学到的方式做：低头走路，即便抬头时，也避免和旁人进行眼神接触。“因为我很难理解非语言交流的含义，会显得心烦意乱。”他改变了一下表情，目视远方。“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想和我说话，就必须设法接近我。”
“我一直集中注意力，但仍会混淆不清，”他一边走向他学生的房子，一边说。他停顿了一下，“我不知道是这栋房子还是隔壁那栋。”他走向其中一栋，但很快改变了主意，按响了旁边那栋房子的门铃。
阿尔佩林说，和刚认识的人谈及自己的脸盲症时，一点儿都不觉得尴尬，事情反正也无法隐瞒。“脸盲症影响到了我的社交，日常生活，对此，我已能泰然处之了，”他说。
过去的三个月，阿尔佩林为14岁的阿维.贝尔补习数学，作为辅导老师，他耐心细致、态度温和。
“有信心吗？”当阿维.贝尔告诉他接下来的数学学习计划时，他问道。
“嗯，我想有吧，”她吞吞吐吐地说。
他快速瞧了她一眼，微笑着说，“听起来不那么有信心啊。”
阿维是布鲁克莱恩高中二年级学生，据她说，经过阿尔佩林的辅导，她的成绩提高了。“他让知识变得简单，容易理解，”她说。阿尔佩林说他的脸盲症并未影响到师生关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阿维说。“因此，我猜那是我所学到的另一个新东西吧。”
尽管由于脑部损伤引起的面部识别问题可以追踪到19世纪，脸盲症作为一种独立的神经心理学问题，却是由德国神经病学家约阿希姆.博达默于1947年首次提出的。在约阿希姆.博达默研究二战老兵脑部损伤时，他碰到了两位脸盲症患者。
其中一人无法整合面部特征，使之成为一张完整的面孔；另一人无法识别面部表情。尽管博达默所研究的病例是由严重脑损伤所引起的，当代研究者却发现脸盲症也可以是先天的，或者是在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患者生来就患有这种疾病。
格伦.阿尔佩林16个月大时，从婴儿床上摔下来。之后开始出现面部识别问题。“当我还是小孩时，并没有太注意，但是常常会感到困惑，”他说。
众所周知，后天脸盲症是由于脑部受伤或中风所引起的。患者能清楚地感知这种损伤，因为他们清楚在脑部受损伤前自己的状况。对于先天性脸盲症患者来说，这种病是天生的，自身感觉并不明显。
“我觉得格伦不清楚没有脸盲症的生活会是怎样的，这对他来说好坏参半，”阿尔佩林的母亲说。“他也害怕治疗，因为他不知道，如果脸盲症痊愈了，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脸盲症常常伴随着其他缺陷，如色视力缺乏、路盲等等。阿尔佩林一家去滑雪的时候，格伦找不到从停车场到旅店的路。
“但是，他在山里滑雪的时候辨别方向毫无障碍。我意识到是雪的缘故。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让他的脑子里远离所有杂乱的噪音”。佩吉说。同样的，佩吉说阿尔佩林更习惯夜晚，因为晚上更安静，辨别方向更容易。“我希望有人为格伦发明一副眼镜，让他只看到黑白的世界。这会使他的生活更加方便，”她说。
“我并非不认识任何人，问题是我认不出那些我认识的人，”赫德斯在提到他最近参加过的一场聚会时说。“我一直在寻找聚会的主人，却困难重重，”他说。“她不断变换发型。”
女主人找到他之前，他已经环顾房间好一会儿了。他给自己倒了杯酒，开始跟旁边坐着的一位摄影师说话。
“你之前也在纽约城市大学上学么？”赫德斯问。
“对，是啊，”那人回答。
赫德斯像捡到了宝。“等等，你现在在那儿教书，对吗？”他急切的问道。
“是的”。
“你教摄影课，好像是助教？你教过我，”赫德斯说。
“我们交谈过很多次，我本应该认识他的，不过幸好他也没认出我来，”赫德斯事后说。
他最近从纽约城市大学新闻系毕业，自从在2012年8月的一期《60分钟》节目中露面后，他成了脸盲症名人。
赫德斯觉得没必要一上来就告诉其他人自己有病。“那样让人感觉我自以为是，”他说。
如今他的大部分同学和教授都知道了他有脸盲症的事，果真喜忧参半，因为周围人开始以玩笑的口吻问他，“你能认出我吗？”
虽然从出生起赫德斯就患有脸盲症，却直到19岁时才确诊，当时他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学生，父母正在闹离婚，于是他借助了学校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除了谈论他的家庭，他还告诉咨询师自己认识人有困难。“就在那时，他们说我可能有这种障碍症，”他说。
当晚回到家，他一口气读了很多关于脸盲症的资料。比尔.崔歇尔患脸盲症多年了，他在博客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就像那些陈词滥调的电影中演的一样，”赫德斯回忆说。“我边哭边读着比尔的文字，因为多年来的抑郁经历终于找到了解释。”
他报名参加了波士顿脸盲症研究中心的测试。功能磁共振成像表明，他的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却无法识别出测试中的人脸。“我能认出不同的马、房子甚至枪，但对于人脸，我却怎么也认不出来，”他说道。
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时，她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原来在他小的时候，母亲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我当时在想，‘妈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说，“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总是感到困惑，因为我们足球队的所有人都顶着同样愚蠢的短发，并且每周有三天穿着同样的球服。”
与阿尔佩林由于摔倒造成的脸盲症不同的是，赫德斯的脸盲症是先天性的，属于家族遗传，或许是由于基因突变或缺失所导致的。
“我爸爸已经50多岁了，当我告诉他这一疾病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也患有脸盲症。他一生中所经历的一切都能说通了。我能想象这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困难，因为他曾是一名劳工组织者，”赫德斯说。
现在是星期天的晚上，轮到赫德斯在家为大家准备晚餐了。他的室友海蒂.蔡.施瓦正在厨房沏茶。
赫德斯在布鲁克林的这所公寓里已经住了五年了。由于他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病情，最初的时候，他没能认出室友，让对方感到很困惑。
“有一天，他在街上完全没有认出我时，我在想‘咋回事？’”施瓦边说边笑。
赫德斯害羞地笑了。“是这样的，但之后我告诉你我患有脸盲症，就没问题了。”
他认为自己需要和一个人碰面至少30次，他才能认出对方。不过，社交网络帮了他大忙。“脸谱网真的很有用，因为当我和某人有几个月没有见面时，通过该网络平台，我可以看到他的长相。”
医生和研究人员说，脸盲症无法治愈，但他们已经取得进展，确定了大脑中导致脸盲症的部分。2012年10月，斯坦福大学的医生为一名患者实施了临床治疗，将电极临时植入脑内。他们发现了两个对人脸识别起到关键作用的神经簇。“我们刺激了大脑中导致癫痫发作的区域，”约瑟夫.帕维兹说，他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病学助理教授。“这种刺激使患者看到的人脸扭曲变形，在他眼中，无生命物体和身体其他部分看似相同。”
这项研究虽然未能提供任何治疗方案，但却有助于辨别出大脑中负责人脸识别的部分。“我不能说这是一次重大突破，但它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找出了脸盲症的病因，而其他研究却尚未做到，”帕维茨说。位于布鲁克林的拉斐特和富尔顿街的康涅狄格松饼店是赫德斯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坐在椅子上，将一条腿跷在扶手上，啜饮香茶。
“我喜欢旅行，”他说。“我曾去斯里兰卡看望和我约会的女孩，那个地方真的很美。”
患有脸盲症的他是否会为旅行和维持恋情而感到害怕呢？他笑了笑，“不，没有。但是，和我约会的女孩不停地改变发型让我很是抓狂。那就好比每天醒来，发现身边躺着的是不同的人。”
但是，作为记者，脸盲症有时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讲述了在布朗克斯对工厂工人所做的一次采访。“我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包括所有事情——突然，他的兄弟走了过来。我看着他们，发现两人有着一样的面部特征，留着一样的发型，然后心里想到，‘全完蛋了。’”
当回到那里做后续采访时，他再次询问了工人家庭成员的姓名，并核对自己的笔记。如果无法辨别出某个被采访者，他就会询问她的名字如何拼写。
与其他脸盲症患者一样，赫德斯抱怨说自己很难跟上电影或电视节目的剧情。最近他看了电影《爱》，由于剧中人物较少，观看并不困难。但坐回到沙发上他最喜欢的位置、观看詹姆斯.卡麦隆的《阿凡达》时，影片才开演两分钟，他就因为一名演员变形为一个卡通人物而困惑不已。
“等等，这个人和刚才盯着死尸看的家伙是同一个人？”他困惑地问。然后按下暂停键，倒回去，将电影重播了三遍。